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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念祺|刘邦的自夸与陆贾的提醒

发布时间:2020-03-19 00:06:46点击: 729次

刘邦在建立汉朝时,对自己能够成为最终的胜利者,认识上有过一个大的变化;前后境界是不同的。作为胜利者,他的自信是毫无疑问的,分析自己之所以取胜的原因,在一定程度上也还算比较客观。但是,要巩固汉家天下,传诸子子孙孙,他还必须认真总结秦亡的教训,认识上有必要更进一步。这个更进一步,是一个叫陆贾的人推动的。打天下的时候,刘邦用的都是豪杰。所用的儒者,也多具有豪杰气。那时,他最强大的对手,是项羽。他们两个,一个善于巧取,一个善于打硬仗。刘邦没打多少大仗、硬仗,率先拿下了关中。从这一点而言,说秦朝是被刘邦推翻的,也说得通。项羽最大的战功,是在巨鹿消灭了秦军主力。他兵强马壮,率各路诸侯入关,刘邦便不得不听命于他。之后,项羽违背楚怀王之约,封刘邦为汉王,而将本应封给刘邦的关中之地,分封给了秦朝的三个降将。项羽的目的,就是要将刘邦困在巴蜀之地,不能再有作为。刘邦后来出汉中,定三秦,最终战胜项羽,统一了天下。项羽认为,自己输给刘邦,不是因为打仗不行(“非战之罪”),而是天意弄人。刘邦则觉得是自己本领很大,所以非常得意。他在洛阳南宫设酒宴大会列侯诸将,得意地要大家说说为什么是他刘邦最终做了皇帝。当时,最有代表性的说法,就是他攻城略地都封给功臣,“与天下同其利”,而不是像项羽那样,“有功者害之,贤者疑之”。对于这类溢美之词,刘邦其实不喜欢听。实际上,灭秦之后,项羽分封了十八路诸侯,才是真正“与天下同其利”的。刘邦在战胜项羽的过程中,虽说也封过几个异姓王,但天下平定后,很快都被他逐个消灭了。对于跟着自己打天下的哥儿们,刘邦视之为“功狗”,只有萧何一个算是“功人”。无论“功狗”“功人”,刘邦都不愿与之“同利”。他后来与所封功臣列侯杀白马为誓:“非刘氏而王,天下共击之。” 但是,对于“与天下同利”的说法,刘邦一开始也不便直接怼回去,只是顺水推舟地说,这不过是原因之一,还自我谦虚了一番:“运筹帷幄之中,决胜千里之外,吾不如子房;填(镇)国家,抚百姓,给饷馈,不绝粮道,吾不如萧何;连百万之众,战必胜,攻必取,吾不如韩信。三者皆人杰,吾能用之,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。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,此所以为我禽(擒)也。”胜利的喜悦,使他一时之间,也不忌讳称赞别人。但是,他也曾忍不住问韩信,他俩谁更能打仗。韩信志得意满地说,皇帝陛下最多能带兵十万,自己带兵则多多益善。这话不中听,刘邦反问韩信:那为什么会是自己做了皇帝,而韩信为臣呢。韩信连忙改口,称赞刘邦虽不善于用兵,但善于用将。胜利来得太容易,刘邦却总是强调自己的战胜之功;神话自己,贬低他人;不仅贬低武将,还贬低儒生。据说,他看到儒生,是要摘下人家的帽子,往里面撒尿的。但是,一个叫陆贾的儒生,动不动就要跟他讲《诗》、《书》上的道理。对此,刘邦很不耐烦,说自己手提三尺剑,骑马定天下,不要听那一套。陆贾问:骑在马上能安定天下,也能治理天下吗;从前商、周得天下,都是逆取而顺守,文武并用,国家才能长治久安;穷兵黩武者,如吴王夫差、晋国的智伯,都使国家灭亡了;秦国一味地用刑法治国,也导致国家灭亡;如果秦朝统一天下后,效法先王而行仁义,还能有汉家的天下吗? 秦的大一统,是以一国而兼并天下。从商鞅变法,到秦一统天下,共135年,时间不可谓不长,艰难的程度更是旷古所未有。但是,秦的大一统,只存在了十五年,就分崩离析了。而刘邦以一布衣,从起兵响应陈胜反秦,到封汉王,再到出关灭楚,重新一统天下,总共不过八年。其中,荡灭诸侯,消灭项羽,只用了五年。如此迅速地夺取天下,这是开天辟地以来所未见的。而陆贾的解释,无非是说,因为秦朝实行暴政而不施仁义,刘邦才有了夺取天下的机会。陆贾的解释,未免使人扫兴,但却不得不正视。秦用法家的办法治国,统一了天下之后,其巨大的历史惯性,一时之间,是无论如何止不住的。“天下苦秦久也”,在某种意义上来说,就是因为法家那一套,不能适应新造未集的大一统。而当又一番掀天揭地之后,刘邦要为汉朝开万世基业,对于秦之轻易失天下,不可能没有警惕和困惑。他是个粗人,能够总结自己在“用人”上的长处,已属不易。而听了陆贾的话,他便要求陆贾:“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,吾所以得之者何,及古成败之国。”可见他虽然文化不高,却还是很愿意学习的。陆贾则毫无懈怠,为刘邦一共总结了十二条治国之道。每写完一篇,刘邦就迫不急待地拿去读,并且大加赞赏。这些文章,后来结集为《新语》。传世的《新语》十二篇,一是讨论为政当顺应自然之理;二是讨论为政必须简要;三是讨论用人必须以仁义为标准;四是讨论无为而无不为的政治理论;五是讨论统治者如何明辨利害而不为人所惑;六是讨论君主对自我欲望的约束和克制;七是讨论人才选拔应不分贵贱、不拘一格;八是讨论政治之根本在于重民心而轻刑罚;九是讨论君主对仁义必须出于诚意;十是讨论政治必须以仁义为出发点;十一是讨论君、臣言行必须谨慎;十二是讨论避免做不切实际的事情。这些道理,与《汉书》上所谓“汉兴之初,反秦之敝,与民休息,凡事简易,禁罔疏阔,而相国萧、曹以宽厚清静为天下帅”的情况,多有吻合。可见,对于陆贾的建议,刘邦是真正接受了的。刘邦能够接受陆贾的建议,除了他从谏如流的政治风度外,与汉朝当时所面临的形势也大有关系。形势比人强,这是硬道理。然而,无论如何,一个起于垅亩之人,三年之间便受封为王,五年之间便一统天下成为开国皇帝,那种兴奋、快意和不可一世的劲头,是足可以使他饰非拒谏的。而刘邦能闻过则喜,虚心求教,可见不是泛泛之辈。也正因为如此,刘邦对历史经验的总结,才由原来对眼前胜利的洋洋自得,转变为对江山永固的忧勤戒惧。刘邦临终前,没有按自己的意志强行更换太子,并将死后的人事安排托付于吕后。吕后统治时期,汉朝的宫廷斗争虽然激烈,但“政不出房户,天下晏然。刑罚罕用,罪人是希。民务稼穑,衣食滋殖”的状况,就与刘邦在世时的政治安排有莫大关系;而文、景之治的出现,亦与此至关重要。至于《新语》这部书,因为道理讲得较为艰深,到底是不是陆贾当时的作品,后人是颇有怀疑的。刘邦识字不多,想来陆贾当时给他讲的那些道理,都非常通俗简要。它的艰深,恐怕是后来的人改写的结果,有些内容可能还是后来增加进去的,以符合后来的皇帝的阅读水平和时代变化的需要。(本文来自澎湃新闻,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“澎湃新闻”APP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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